五年前花18万买的房子

买房是大多数中国家庭的信仰，是积累生活的信心。在浙南县城，一对中年夫妇负债买房，却遭遇自然灾害和严重疾病。这家人住在车库、面馆和简陋的房子里。

我输入了我说的居住地址，出租车司机盯着地图看了很久。系统显示这个社区没有路。他问我，我不知道。他惊讶地说：“这不是你家吗，你不知道吗？”我微笑，“我感动，只是感动。”

事实上，过去三年的每一年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家会在哪里。

我打电话给我妈，电话里她的声音不容置疑。“不行，你告诉他，就这电梯小区，所有人都知道！我找不到它。打电话给他，我告诉他！”

司机把车开到了县城边上的主干道上。左边是工地，中间是菜地，右边是通往小区的路，但还没修。我赶紧又把手机递给了他，按照我妈的全权指挥，他硬着头皮开车进了菜地，前面是一条泥土夹杂着大石头的小路。我隐约听到汽车底盘发出奇怪的声音。在余光中，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严肃。

我们终于看到了水泥地面，到家了，几乎同时松了一口气。

下车后，我提着行李箱进了电梯，但电梯有时候也不好：刚开始不关门，关门就咯吱咯吱响。回到家，听我妈说她被关过不止一次。起初，她很惊慌，心率飙升。现在她可以平静地给电梯公司打电话开门了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妈妈带着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，给我看了白瓷砖铺的地板，精心挑选的铁艺复古灯，看了一眼暖暖的棕红色门框，厨房在夕阳下。电视机、大理石餐桌、木椅都是第一套房子装修时购置的。他们在父母和朋友的仓库里吃了两年的骨灰。现在，新与旧在这里相遇。

母亲笑了。“难道不比那时候幸福地生活吗？我不欠钱，所以这房子是我自己的。”

我知道妈妈的满足是真诚的。这个建在高铁旁边的小区，没有围墙，没有物业，没有绿化和娱乐区。作为回迁房，得益于“七层及以上建筑必须安装电梯”的规定，安装了电梯。但毕竟她花了大半辈子才重新有了住的地方。

我妈2007年在县城买了第一套房子，40多岁了。

为此，她和父亲20多年来走遍了全国各地的矿山。父母都出生在离县城20公里的一个村子里。家里人少，还没成年就离家谋生。我们县搞矿井井巷的有十几万人，亲戚朋友互相帮助。后来我妈也去了矿上，在矿上的食堂做饭。母亲22岁那年，在关中地区认识了当矿工的父亲，两人相爱了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们结婚了。

结婚时，他们没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套房子。他们走了很多年，老房子分给了务农的子女。后来我妈几乎每次过年都会提起，“过年回来都不知道把行李袋往哪背，晚上就睡在外婆家的谷仓里。

一年四季，父母跟着各地的采矿工程队，矿工团结住的铁房子就是他们的移动之家。小学暑假我跟着他们住进了铁皮房。有一张可以坐的木床，一张油漆已被去除的木桌椅，一台电风扇，条件好的时候还有一台卫星电视。白天，父亲带着干粮走进一公里深的矿井。晚上，他摸黑回到家，拎起妈妈事先做好的一桶水，站在浴池里，从上到下倒，底部有一层黑泥。

过了几年苦日子，他们攒了些积蓄，父亲开始和别人承包矿山工程。他仍然和工人们一起下井，而他的母亲负责后勤和矿工的工资。听起来很赚钱，但是承包的项目投入高，回报慢，风险大。他们总是赚得少，输得多。

因为没有房子，上学的时候上的是很贵的寄宿制学校，周末和节假日睡在阿姨家或者老师家。过年我爸妈回家，又要麻烦我阿姨。他们在家里的单间里堆了箱子、被褥等杂物，腾出一张一米五的床。我一家三口挤在这里过夜。

买房一直是父母的烦恼。2007年左右，他们攒了40多万的积蓄。可惜父亲拿出20多万投资一个朋友的矿，算“入股”，最终这笔钱血本无归。随着县城向南发展扩张，房价连年上涨，中心县城老小区二手房均价已经超过5000元每平方米。我妈不放心，不再买了。恐怕她这辈子都没机会买房了。

但是我母亲等待着另一个机会。县城最南端的村子拆迁后，建起了回迁房小区。原来住在这里的村民能拿到2、3套房子，就拿出来登记出售。45万一平米的新房，是县城最便宜的房子。

她决心在这里贷款买房。为此，她和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争吵。父亲的想法比较实际，家里剩下的钱需要投入矿山项目。钱都拿去买房了，还承包什么矿？想买房，还欠了几十万的债。你能偿还什么？

半年后，父亲屈服了。我妈如愿付了房子的钱，但是装修的钱还没着落。三室两厅的新房子，墙上水泥，地上瓷砖，水电，空得让他们继续出去“做工程”。

但很快，新房子就派上了用场，像一个简陋的小窝，接住了妈妈重重的摔落。

2008年5月，父母在川西。地震中，他们丢下所有的财物，跑到楼下住在临时帐篷里。过了两三天，见情况安全，老乡们陆续回到楼里，方便做饭。然而，一场强烈的余震袭来，我妈在一片混乱中匆匆下楼。她摔倒的时候膝盖撞在台阶上，髌骨粉碎性骨折。

我妈在当地医院做了钢丝固定手术，我爸照顾她。出院后，他们决定回县城休养。

他们对我隐瞒了这一切。暑假放学回家，看到一幅迷茫的画面：地板上贴着亮色的瓷砖，四面墙壁裸露着水泥颗粒，客厅天花板上挂着带流苏的水晶灯，卧室里却挂着简易的灯泡，衣柜还未完工，几根裸露的电线正伸出墙外。

我茫然地环顾四周，未完成的梦想蒙上了一层尘封的外壳，形成了一个家庭的雏形。

而母亲则半躺在主卧床上。

上，膝盖上打着石膏，床边倚了一副拐杖。她脸色苍白，还对我微笑着，“没事，不严重，养养就好了。”她抬手指给我看侧边，“你看，浴室卫生间都是装修好了的，厨房也好了，住着没问题。”

她又望向墙面，脸色满是憧憬：“等粉刷了，柜子也刷上漆，白了，就好看了。”

在床上度过了三四个月，母亲才能下地走路。为复健，她晚饭后要下楼散步，小区周边是块建筑工地，行道树稀稀落落，她每晚迎着飞扬的建筑尘埃，散步至尽兴而归，“要多走走，不然我这膝盖越来越紧。”

次年，她手术取出膝盖里固定的钢丝后，又休养了几个月，行动能力恢复得不错。她把两条腿靠在一起比较，左边小腿的肌肉萎缩了不少，明显细了一圈。

看起来，母亲的身体似乎是完全恢复了。父亲承包工程不顺，她没再跟着去矿山，安心在家休养。在平顺中又度过两年，家中的水泥墙面粉刷成洁净的白色，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要焕然一新。

2012年，我开始读寄宿制初中。假期，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说在矿上工作，我一个人住在家中。一天下午，家中响起敲门声。他们回来了，母亲是由邻居搀扶着上的楼，南方暑气未褪，她却戴了顶毛线帽，底下露出一截深棕色短发。记忆里，她一直是一头长发，还想着法烫卷。我脱口而出：“妈，你怎么剪短发了，还挺好看。”

门外的邻居大笑，母亲也笑弯了腰，“好看吧，刚剪的！”邻居走了，她摘掉帽子，也把“短发”摘了下来，头皮处新生的头发婴儿般短细且软。她告诉我，她患了宫颈癌，已经完成化疗。

我曾在他们床头柜上看到过一张化验单，上面写着子宫肌瘤，良性。我只是将它轻轻地折了回去，所查的资料说这不是危险的病症。我没想到，后来病情急转直下，会将我们一家的生活扯出更大的裂谷。

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亲戚曾担心人财两空，对父亲说，要不别治了，是父亲坚决地支持治疗，并在医院陪床了2、3个月。化疗颇见成效，不过家中因此借了十多万债务，他们必须将房子抵押给银行，靠这笔钱应付。为多一笔收入，他们将最靠近门的那间次卧租给附近走读的中学生。

新病旧疾，让母亲的身体变得脆弱。2013年，她回老家时，在山路上跌了一跤，膝盖再次骨折，被送去医院。我陪着她在医院等待手术，等待的三个小时里，她平躺在医用推车上，将头转过去面向墙壁，涨红着脸，与人说话的语气急躁而委屈。

14年，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回。她去探亲，走到最后一阶楼梯，不知怎么腿一软直直地跪了下去，再度手术。这次，医生从她的髂骨取下一块，填补损耗过度的髌骨。

7年间，5次膝盖手术，1次癌症化疗，一向乐观的母亲变得敏感忧郁。从前，她的嘴角总是上扬的，“要多笑，嘴角向下会有坏运气。”现在，躺在病床上，她神情懊丧，说算命先生早就跟她讲过了，不要出去探望病人，也不要出去喝喜酒， “我怎么就没听呢？”

她又开始怀疑，这间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给她带来了这样多的不幸。有一天，她突然问我，“把房子卖掉好不好？”罕有地，她在我面前掉了眼泪。

母亲又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。算命先生铁口直断，“你只要再搬三次家，就一定能迎来财运。”她恭敬地笑着，从钱包里掏出一卷大红的钞票递上。算命先生拉开抽屉塞了进去，桌前人头攒动，大面额的纸钞已经蓬松地厚厚铺了一层。

“佛公说的一定准。”她说暂时不考虑卖房子，却又时时念叨这件事。

她开始陷入严重失眠，常常一睁眼就是一夜，同我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觉，又不肯去医院看看。父亲在各省之间去而复返，总是没有称心的机遇，被合伙人骗去5万余元，异地报警后立了案也杳无音信。

尽管我询问过多次，家中究竟有多少债务？他们始终对我守口如瓶，只说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么多。几年后我才得知，没有收入的那段时间，他们将房子抵押，向亲朋借钱还清贷款，次年再次抵押，身份证也拿去贷了款，如此下来，他们每个月付给银行的利息就要五六千。

他们守在那间房子里，过了两年月月亏空的日子。

2016年暑假，我回家，母亲再度给了我一个陌生的地址。我才知道，他们终究把房子被卖掉了。卖房的款项清算之后，剩下三十余万，她短暂地松了一口气，说前几年透不过气，直不起腰，住着房子也觉得已经是别人的了。

新家安在县城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车库，隐藏在一片建筑工地里。门前水泥地连着大片荒草，卷帘正门走进去，一边摆放了灶台，一边摆着桌椅。再往里走，左侧是狭小的卫生间，右侧嘎吱作响的木楼梯通往二楼的卧室，墙面贴纸凸了泡，卷了边，房间极低矮，窗户在腿的位置，窄窄一方，望出去是对面漆得棕黄色的外墙和行道树。

老房子里高价买下的气派家电，被父母暂且搁置在朋友的仓库中。冰箱在搬家时磕得太重，没过多久就报废了。他们花了好大的功夫，运回朋友不要的旧冰箱，但一打开门，冰箱内结着厚厚的带脏污的霜，为清洗干净，母亲还闪了腰。

她兴冲冲地拉着我说，现下的地方只是暂住的。她正逢时机，从熟人手上买来一套价格极低的“投标房”，再过两年就建好了。明年她准备再换一个租处，这样正好搬过三次家，一定会有发大财的时候。

第二年，我们果然搬离了车库。从学校回家，我依旧是对着新地址，来到县城临街的一个两层店面。他们将手上的房子再次转卖出去，买在了位置更好一点儿——大概一公里远的一个新小区，于是住进新房里又变成了更漫长的等待。

一层母亲张罗了间面馆，二楼的小阁楼便是我们的住处。我上了楼，阁楼延伸出的木质平台上，放了一台200元收来的旧麻将机，围着几个客人。

母亲精打细算，麻将换了庄家，便算“一圈”，能抽10元费用，每日收入不定，有时单是一晚上她能收到六十到一百元不等。一楼来了客人时，她便下楼洗手，快速地做上一碗面，继而又返回小阁楼上。

那天已是凌晨一点，母亲关掉一层的店面，我们打扫妥当，打麻将的人们正在兴头上。麻将桌离床不过隔着一道推拉门，我们在麻将桌洗牌时震耳欲聋的声音中躺下来。我一时呆愣住，没有想到我们要在这样的声音里入睡。

她说：“忍一忍就好了，再不然你把耳机带上。”我背对着她躺在床上，在呛人的烟味里忍不住开始小声抽泣。她怕外头人听见，半坐起来发怒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我只是觉得她辛苦。我努力平复自己，试图说话，但她转过身去躺下，留给我一个拒绝的背影。

香烟的浓雾从木门底下钻进来，一声一声是牌被砸在桌上的闷响，几句简短的交谈或抱怨，然后机器腹里隆隆作响，吐出一整副全新的牌码，周而复始，人们在这里消磨长夜，直至黎明。黎明她便起身打开店门，开始新一天的劳作。

那一年，父亲继续去了外地的矿山，她独自打理这个店面，除非有事外出，否则从不休息。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，她每月能净赚5000多块，完全可以应付家中人情礼节、我读大学的学费，甚至毋需动父亲每月寄来的工资。

一年后，一贯力气大的母亲，却发觉自己干活越来越使不上劲。她的心率时快时慢，稍走上一段路就胸闷得喘不上气，身体涔涔地冒冷汗。

每三个月，我焦头烂额地从网络平台抢上海一家医院的专家号，安排好动车票、住宿。她从家出发，我从学校出发，我们在同一趟列车上碰面。

300块钱挂号费，只和医生见了三分钟的面。医生诊断是心律不齐，频发性早搏，但她的病情尚未严重到动手术的地步，因此先用药看看成效，如若恶化，手术费加上住院费需要十八万。然后，我们在医院拿了一大袋足够服用三个月的药物。

晚饭后，母亲想去附近散散步，我们走在公园里，她咋舌道：“在这样的地段留出这么大的公园来。”附近的住宅每平十二万，我们脚下说是寸土寸金也不为过。高大的香樟铺下阴影，人们安闲地散步、交谈，不远处是宽阔的马路，前面尽头是综合体商城的光亮，这个公园是个奢侈绿岛，我们偶然路过了另一种生活。

没走多远，母亲呼吸不稳，要坐下来歇歇。广场上的老年人分作两边跳着广场舞，嬉闹的孩子从我们眼前跑过。“要是我住这附近，身体好一些，我也天天来跳舞。”她站起身加入跳舞的老人们，不羞不怯，动作有些笨拙。跳了几分钟又折返休息，我伸手扶她，在炎热的天气里握住她一手心的冷汗，像蛇的信子划过我，那是她疾病和痛苦的具象。

这次回乡后，她关掉店面，把房子也退掉了。新房收房，她和父亲开始装修新房。为省钱，他们住进了表姐家买的，和我们同一小区的房子。我们在七楼，她家在三楼。

只是，表姐家也是毛坯房，除了水泥墙和水电，一无所有，他们搬进去必需的灶台和床，由于难耐暑热，打电话让我帮着网购一台空调扇。兜兜转转，他们又住进了当年那样的“半成品”房子里。

装修停当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母亲如愿搬进新房。她的气色肉眼可见地好起来了。她逢人夸耀自己运气好，买房挑了七楼，连顶楼上的天台区域也是归我们的。她筹措起建阁楼，仿照其他邻居的样式，在天台搭建新的房顶和墙面，这引起了住建局的注意，工作人员在小区检查几次后，划定了可搭建的范围。

她谈起八楼的进度，脸上都带着笑意，建成便可出租，又是一笔收益。然而，偏偏不巧，墙面位置比划定范围超出了一米，连带着顶上也被强制拆除了，这一下损失了三万，算命先生说的财运倒是没来。顶楼的修建就此沉寂下来，她把一腔热情暂且投进了楼下蔬菜种植的事务。

晚饭后，我陪她去楼下的空地散步，居民种的蔬菜蓬勃生长在露天停车位，不远处是高铁轨线，列车经过时响起轰隆隆的声音。母亲一一和迎面的邻居打招呼，她的笑声依旧清晰响亮。

后来我问她，“算命的不是说，你换过三个地方就能发财吗？你没发财，他是不是得赔你钱？”

她笑，“现在不就挺好的么，买下这套房，就算我发财了。”

- END -

撰文 | 余川

听道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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